直流高压发生器浅谈
对于在20世纪中期时已经长大**的男女来说，**次世界大战是他们一生当中无法抹去的经历与回忆。直流高压发生器多里奥特也是如此。但是多里奥特在战争期间的遭遇有一点很与众不同：尽管**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积极地让几百万美国士兵退伍，帮助他们重新回归正常生活，但是美国军方非常急切地想把多里奥特准将这个人才留为己用。
毫无疑问，刚刚结束的战争充分证明了科学技术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多里奥特是军中为数不多提出这一观点的**将领之一，他也拥有领导才能，可以把这个想法转变成现实。所以，在战争结束后，多里奥特接到了战争部长罗伯特·帕特森的电话，帕特森让他到战争部的总参谋部下属的一个专门管理研发工作的新部门当头儿。为了打消多里奥特的疑虑，战争部长帕特森又说，艾森豪威尔将军自己也相信多里奥特是这个位子的合适人选。
与多里奥特一样，直流高压发生器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早就意识到了将科技与工业技术对**的重要意义。1946年4月30日，刚刚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给****指挥员下发了一份**远见的4页纸的备忘录。在这封备忘录中，他列出了五点政策，以确保在新成立的研究开发部领导下，国家的各种资源能够被充分利用。“单靠武装**是无法赢得战争的，”艾森豪威尔写道，“有了科学家和商人提供的技术和武器，我们才能智取敌人……这种结合的模式也要引入和平时期，这并不是单纯地让**了解现在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情况，而是要在我们的国防计划中把所有有助于保护国家的民间资源全部考虑进去。”
毫无疑问，直流高压发生器这是一个好工作。但是多里奥特告诉帕特森部长他已经在军中工作五年了，现在他必须回哈佛去赚点钱。帕特森部长没有放弃。他问多里奥特是否愿意在筹备新研发部门期间为新来的主管做副手。多里奥特同意了。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几个月的时间，不过他不喜欢他的上司，战争期间随处可见的团队合作精神早就消失不见了。“根本没法做任何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每个人都无所事事，只靠**养着。”多里奥特回忆道。
就在这时，多里奥特接到了一位内阁官员约翰·斯奈德（John W.Snyder）的紧急电话，他刚刚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斯奈德部长告诉多里奥特他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陆军、**和空军剩下的各种战争物资应当怎样处理。为了处理总价值为270亿美元的多余设备、齿轮和供给品，斯奈德部长说政府打算把所有处理多余物资的任务交给战争物资管理署（WarAssets Administration）负责，他相信多里奥特应当接手这个新机构。
这个请求很特别，不过多里奥特礼貌地拒绝了。斯奈德部长让多里奥特挑选其他人来担任该机构的主管，多里奥特推荐了他的老上司，陆军上将格雷戈里。这一次，军方又请求多里奥特在过渡期间担任部门的副手，但是多里奥特拒绝了，他告诉斯奈德部长他已经同意在战争部总参谋部下属的研发部门做副职。但是斯奈德部长的回答是，多里奥特回忆到，他咆哮着说：“陆军可以等。但战争物资不能等。”他一手安排了两个职位之间的平稳交接，直到多里奥特走马上任，成为主要负责政策协调工作的战争物资管理署副主管为止。这项工作很有趣，但也比较混乱，多里奥特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工作的合适人选。“朋友太多，我都应付不过来，”多里奥特回忆道，“公司的理事和总裁们经常过来看看是否可以低价买到些好东西。”
尽管多里奥特真的想返回哈佛，直流高压发生器继续享受当教授的舒适生活，但是他的注意力越来越被一种全新的事业所吸引，这项崭新的事业与教书或服务**这两种贯穿其一生的职业追求毫无关系。多里奥特打算进行一次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新探险：创立风险投资行业和发起企业化行动，以促进战后美国经济的复苏与繁荣。除了对法西斯作战，多里奥特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一直在与国内各种各样的保守势力做斗争，其中包括无能的政府监管者、目光短浅的立法机构和极端保守的投资管理公司。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风险资本这个新理念马上就再次复活了。在日本投降以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决定继续执行原定计划——创造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为技术和工程公司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现在是时候把科学技术应用于实践了。于是，康普顿召集了原先曾加入新英格兰委员会下属的新产品委员会的老部下，这些人当中包括拉尔夫·弗兰德斯、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和哈佛商学院院长唐纳德·大卫（DonaldK. David），说服他们建立了一家风险资本公司。
1946年6月6日，遵照马萨诸塞州的法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Development Corporation，ARD）正式成立了，创始人包括弗兰德斯，Taft-PierceManufacturing 公司总裁小弗雷德里克·布莱克索尔（Frederick S. BlacksallJr.），美国橡胶公司的前任董事布拉德利·杜威（Bradley Dewe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财务总管贺瑞斯·福特（Horace S.Ford）。多里奥特在公司的**份年报上写道：“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成立的宗旨是帮助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成长为成熟而有价值的公司。”
直流高压发生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是战后几家新建立的风险资本企业之一。1946年初，两个富有的东海岸家族建立了两个风险投资机构，名字分别叫做惠特尼公司（J.H.Whitney & Company）和洛克菲勒兄弟公司（Rockefeller BrothersCompany）。但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是**个专业化的风险投资公司，它的资金来源并不依赖于家庭或富有的个人，而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例如保险公司、教育机构和投资信托公司。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进步，因为它极大地扩展了有助于增加风险资本总额的潜在资金金额。作为**个风险投资公众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寻求使企业家的管理变得更加民主化，它关注技术性的风险企业，为新建立的小企业提供管理支持。
事后看起来，波士顿成为风险投资活动的发源地是顺理成章的事。自从17世纪建市以来，波士顿人一直坚信科学技术的启迪教化作用和人类对尽善尽美的追求。波士顿诞生了美国**家公立学校——波士顿拉丁学校（BostonLatin School,1635年），和**家大学——哈佛大学（1636年）。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波士顿成为重要的海运港口城市，同时在新型机械与科学设备制造业处于**地位。这个城市的改革步伐始终没有停歇，妇女争取选举权和废除奴隶制的斗争，甚至连美国独立战争都是发端于波士顿铺满鹅卵石的小巷和街道。
多里奥特身上也有着与波士顿这个城市一样的精神——**、敢冒风险和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拥有无穷的潜能。在**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爆炸式发展的时代就要到来，而多里奥特就是点燃导火线的*佳人选。作为**商学院的教授和几十家公司的董事，多里奥特已经成为金融和技术制造业领域的专家。而且拜**次世界大战所赐，多里奥特还尝试了如何在高压环境下组织和管理新建企业，从中收获的经验让其一生受益。
因此，这位新英格兰委员会风险资本子委员会的前任主席高压发生器肯定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总裁的*佳选择，这毫不令人惊奇。但是多里奥特不能接受这个工作，因为当时他还在军中服务。因此在过渡期间，公司董事推选他担任董事会主席。当时正在谋求竞选参议员的弗兰德斯被选为代理总裁，直到多里奥特结束在军中的任职为止。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约瑟夫·鲍威尔（JosephW. PowellJr.），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推销员，曾在时代公司担任广告部副经理，他被任命为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副总裁。此外，麻省理工学院决定通过由三名成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向公司提供技术支持，这三名顾问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化学工程教授埃德温·吉利兰特（EdwinR. Gilliland）和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主任杰罗姆·亨撒克（Jerome C. Hunsaker）。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创始人们相信公司能够解决美国的“低风险经济”难题。战争已经结束了，是时候做点事情了。他们认为，新政繁重的税收负担和投资信托公司日益凸显的极端保守主义使得新建企业的资金变得越来越紧张。投资信托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在美国储蓄市场上占有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但是他们不愿意投资于风险较高的新企业。习惯与谨慎的心理让这些信托企业只把钱投资在高等级债券和蓝筹股上。弗兰德斯在担任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期间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45年11月，他在芝加哥面向美国证券协会的委员们演讲时简要地提到了这个问题。
对新企业的投资可以带来巨大的潜在价值。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挑选*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并且在各个项目之间分散风险。难道这不是尝试向企业提供发展资金的新方法所需具备的健全的商业基础吗？我们不能静静地等待古老的传统行业有朝一日会发展壮大。我们需要挖掘新的力量、能量和能力。我们需要把我们手上拥有的金额庞大的信托资源与那些寻求支持的新点子‘嫁接’起来。
根据他的理论，风险投资家的作用就好比是现代经济的“媒人”。他们把钱“嫁给”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和他们疯狂的新想法。结果是美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薪酬水平高的工作数量越来越多。
在创办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过程中，公司的创始人们都很清楚企业主义的动态化特性。他们意识到掌握着“庞大的信托资源”的机构及其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对发明**并不在行，反过来，发明家们在研制**产品时缺乏资金的支持，因此就像多里奥特诙谐的描述一样，他们“不顾一切地尝试新事物，结果变成了穷困潦倒的商人”。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想把这两类相互联系、但很大程度上相互隔离的群体整合到一起。吸取了**次世界大战前企业协会的教训，公司的创始人们决定出售200000份公司普通股（每股售价25美元）来筹集500万美元的公司资本。
“风险投资”这一概念实在是很新奇，因此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创始人必须要重新设计财务管理架构的方方面面，以确保企业能够持续运营。例如，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发行股票之前，按照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要求，它必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多项豁免权。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一名董事，律师沃伦·莫特利（WarrenMotley）同时也是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法律顾问，而该协会曾协助立法部门参与编写了1940年投资公司法——这部重要的法案旨在1929年股市出现崩盘危机后重塑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任。
在编写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时，国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目的是想借助该法案禁止投资公司通过投资控股方式把触角伸得太长，而投资控股恰好是20世纪20年代时投资公司惯用的手法。于是，法案中的某个条款规定一家投资公司不能持有另一家投资公司超过3％以上的有表决权股票。所以，有了这项规定，马萨诸塞州投资者信托公司就无法大量买入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发行的股票。
幸运的是，莫特利动用他的人脉关系和财务管理能力帮助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拿到了有关这一条款和其他条款的豁免权，其申请豁免权的理由是“这样做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与保护投资者的目的相一致。”*重要的几项豁免权允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持有其他公司5％以上的股权，允许任何一家投资公司购买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不超过9.9％的股权，允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投资公司和其他信托机构出售股票。*后，基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已经收到了300万美元的股票认购款，其中至少一半来源于机构投资者，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股票发行计划才*终得以批准。
为了获得成功，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还积极地促成了其他几项立法变革。几个州实行的“蓝天法案”禁止投资信托公司投资购买成立时间少于3~5年，或几年没有发放股利的公司发行的股票。既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情况比较特殊，公司一半以上的资本金必须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因此公司的创始人感觉有必要去游说4个州修改其监管法令，其中包括俄亥俄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哈佛商学院院长唐纳德·大卫，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和其他几位有名的实业家和律师成功完成了任务，劝说这几个州放松了监管法令。
很多有名的报纸和杂志都报道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成立。所有的报道都重点介绍了该公司豪华的管理团队阵容及其具有重大开拓性的历史使命。《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的大标题是“由极其罕见的管理团队管理的风险投资企业”，文章*后的结论是“如果这家公司没有获得成功，那么肯定不是因为它缺乏有管理才能的人才。”在解释公司的成立宗旨时，各位创始人显得非常真诚，事先公开承认公司的财务管理已经考虑到了部分项目失败的风险。“尽管不可能所有的投资项目都成功，”弗兰德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称，“公司的管理者对战争期间开发出来的大量新技术十分熟悉和了解，大家一致认为未来肯定会有足够多的项目能获得利润，因此整体的投资活动在财务上会比较成功，同时也能给国家创造毫无疑义的社会资产。”
事实上，**次世界大战是企业主义发展的分水岭。诚然，**次世界大战暂时阻碍了小企业的发展，但是*终它为企业经济的茁壮发展提供了更加肥沃富饶的土壤。究其本质，战争鼓励人们冒险，这场特殊的战争证明了冒险开发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合成橡胶产业的快速发展证明将新技术投入实践能够产生令人惊叹的结果。此外，战争还改变了资本市场。战时开发的新技术“让很多个人投资者和基金管理公司愿意在战争期间的投资项目上冒更大的风险。”同样重要的是，盟军的胜利把大萧条对美国人民造成的*后一丝心理伤害全部抹去了，给美国民主注入了更多的自信心，鼓励人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勇敢实践，当然也包括商业领域。
战争还促使美国社会发生了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根本性变化：《美国****权利法案》让几百万美国人上了大学，把下一代教育培养成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受战争的影响，美国政府开始加大对基础研究领域的资金投入。1938年，纯理论科学的研究经费总额不超过4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于行业的资助。战争改变了这种局面，美国政府把大学和基金会纳入到**科研的庞大网络内。到了1943年，光是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一年就与大学签订了总金额为900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陆军和**签订的科研合同总金额也在几千万美元以上。正是这些来自于国防部门的科研合同给技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从证券交易委员会那里获得必要的豁免权以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便开始出售股票以筹措风险投资资金。尽管公司背后的支持者声名显赫，宣传曝光率很高，监管环境和投资环境都比较宽松，但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股票发行差一点就失败了。对于这样新建立的企业，人们很难说服投资银行为其股票的发行做承销商。于是，公司聘请了两个较有胆识的银行——埃斯塔布鲁克银行（Estabrook& Company）和哈里曼-里普利银行（Harriman, Ripley &Company）以代销的方式帮公司销售股票。当时，公司选择的发行时机不好，股票市场的指数正在不断下跌中。如果不是在*后一分钟，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Roebuck & Company）的前任主席莱辛·罗斯瓦尔多（LessingRosenwald）认购了一部分股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截至1946年11月1日前募集到300万美元的股票发行计划就要流产了。
截止到1946年12月底，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高管人员与合作银行只卖出了总计200 000股中的139930股，总筹资额350万美元。其中，只有180万美元的资金是来自于9家金融机构、2家保险公司和4家综合性大学的捐赠。这4家大学是麻省理工学院、莱斯大学（RiceInstitute）、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Rochester）。其余的资金则来自于单笔投资额不得少于5 000美元的个人投资者。
当银行和董事们为筹钱焦头烂额的时候，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日常运转已经开到*大马力了。公司的办公地点在波士顿金融区。公司员工数量不多，执行的是“开门办公”的政策，吸引了成百上千个商业计划涌入公司。多里奥特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不投资那些普普通通的东西。相反，它只投资那些未来有较大增长可能的选定公司，并预先测算好风险。”公司制定了清晰的投资指导策略：项目必须已经通过了“试管测试期”，“以**或特定的知识或技术”等形式获得了保护，“将来创造利润的可能性非常大”。从一开始，参议员弗兰德斯就强调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不应当被看做是一家公司，而应被视为是一场美国社会运动的发起者。“人们常问我这么几个人怎么做工作，”弗兰德斯说，“我的回答是我的工作团队就是整个美国。”
从一开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就设置了非常高的门槛。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拒绝了在极地冰层下开采石油的商业计划，拒绝了在机场修建脚踏车跑道的建议，也拒绝了用热水肥皂沫代替厕纸的计划。在弗兰德斯赢得了参议员的选举后，多里奥特终于接受了公司总裁的任命，不过条件是他要继续在哈佛教书。
那时，多里奥特已经和埃德娜一起搬回了波士顿，回到了他们原来的住处。哈佛重新聘请他讲授工业管理课程，每年的薪水为11000美元。几乎每一个星期，多里奥特都是在星期一和星期二上课，然后把剩下的时间，包括星期六，用来处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事务。多里奥特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担任的职务让他的授课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关注。“对我们来说，这使得他的讲解和评论显得更加适当和具有现实意义，”马文·特洛波（MarvinS. Traub）回忆道，“我们都感觉我们学到的都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到那一年年底，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做了很多工作，把钱投入了三家**批选定的公司。这三家公司都是生产新产品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CircoProducts公司投资了150000美元。这家公司的总部在克利夫兰，专门生产可将汽车发动机的润滑油汽化后注入企业传动装置的**式工具。另外两家公司也都是研发*前沿的新技术的公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投入了200000美元，高压工程公司（High Voltage EngineeringCorporation）才得以成立。这家公司*初是由麻省理工两位科学家在剑桥一间改装过的车库里搞出来的，他们两人研究的是200万伏高压的发生器，比当时已有的X光机器的功率高出8倍。还有150000美元投给了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Tracerlab,Incorporated），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个天才少年，这也是原子学领域**个商业企业：该公司已经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这时多亏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及时出现拯救了它，其主营业务是出售放射性同位素和制造放射性探查设备。
尽管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政策是进行股权投资，直流高压发生器但是鉴于公司急需现金周转，因此在对一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时，采用了可转换债券和可转换优先股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企业提供分期偿还的贷款，通常会附有股权或权证，允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在未来某一个时间购买被投资企业发行的股票。例如，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投资CircoProducts公司时，实际上是向其提供了150 000美元的贷款，利率水平是5％，可以转换成1150股优先股。这一利率水平几乎相当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投资政府债券所得收益率的两倍。即使这样，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年的经营仍然是以亏损告终。1946年，企业的收入为5000美元，但经营费用高达42 000美元。
**轮投资反映出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投资理念已经超越了“货币投资”的阶段，上升到了“包含必要时提供管理支持和技术咨询服务”的境界。在多里奥特看来，管理才能与资金同等重要。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方式主要是派遣高管人员、董事或顾问进驻被投资企业的董事会。例如，多里奥特和鲍威尔曾加入高压工程公司的董事会。“谁有控制权不是问题，关键是让合适的人才来控制企业。”高压工程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丹尼斯·鲁宾逊（DenisM.Robinson）这样说道。康普顿和格瑞斯沃尔德加入了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董事会，而鲍威尔和一个名叫罗伯特·霍农（RobertHornung）的商人（他在1931—1934年期间在哈佛担任多里奥特的助手）成为了CircoProducts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多里奥特在公司1949年的年报中对这一做法做了*佳解释：“无畏而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与明智且经验丰富的长者组成的管理团队一定能获得成功。”
1947年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个完整的经营年度，多里奥特加快了公司的发展步伐。这一年当中，公司共审查了400多份商业计划。但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仍然像波士顿名流一样非常挑剔。在任何一个财政年度，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投资的商业计划比例都不会超过总申请数量的4％，大多数情况下只占总量的1％~2％。这一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共投资了5家新公司，总投资额为880000美元。那一年的2月份，它向贝尔德公司（Baird Associates）投资了225000美元，这是一家有11年历史的剑桥企业，专门生产对金属和气体进行化学分析的设备。4月份，公司又借给Jet-Heet公司201000美元。这家公司**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于新泽西州，利用喷气式飞机的引擎技术生产家用火炉。7月份，斯奈德化学公司（SnyderChemical Corporation）获得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52550美元的资助，开发一种可以用于造纸和生产胶合板的新型树脂。10月份，应麻省理工学院食品技术系主任威廉·坎贝尔（William L.Campbell）的推荐，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进入了另一个新行业，花费350 000美元从克罗格公司（KrogerCompany）手中买下了蔻尔特公司（ColterCorporation）的资产。蔻尔特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捕捞和出售去肠虾和其他海产品，是克罗格公司旗下利润很高的一家企业。年底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又向弹性管道公司（FlexibleTubing Corporation）投资了45 000美元。为了收购华纳兄弟公司的某事业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专门设立了这家企业。
不过直到那一年年底，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公司的钱花得像流水一样快。尽管公司的收入增加到了51000美元，但是那一年公司仍出现了55000美元的亏损，这是因为公司在增加了几位年轻的新雇员以后，开支像坐火箭一样迅速增加。这几位新雇员是戴维斯·杜威二世（Davis R.Dewey Ⅱ）、汤姆·卡伯特（Tom Cabot）和威廉·埃尔弗斯（WilliamElfers）。而且，直到当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也还远远没有证明在它的帮助和培育下，哪家企业获得了成功。在它的投资的8家企业当中，只有两家企业是盈利的。*令人担忧的是，公司41％的已支付资金全部投资在缺乏流动性的投资项目上，所以要想继续对其他企业投资，很明显公司要尽快融到更多的资金。多里奥特身上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失败了或者是业绩做得不好，那么这种实验性的风险投资操作将从此销声匿迹。
1946年底，多里奥特结束了他在战争物资管理署和研究开发部的工作，不过军方还是不断地委派给他这样那样的任务。单是1946年，多里奥特5月份刚刚完成**总部办公室的工作，马上就在4个不同的场合被军方要求继续进行其他工作。事实上，在**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多里奥特与军方之间密切的关系是他一生当中*令人惊奇、直流高压发生器也是*不为人所知的一个侧面。
从1946年一直到1959年（1959年，多里奥特已经年满60岁了，达到了像他这种军衔的**官应当退休的年龄）多里奥特一直积极地参与美国军方和政府*为核心的事务。在这段时间里，多里奥特常常会被**总部办公室、陆军总部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的**院校叫到华盛顿去，在那里呆上3~7天，这样的事情至少有几十次之多。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让多里奥特帮助他一起完成重组国防部的工作。
在1947年，多里奥特介入了两项美国政府**别的项目，其中之一被列为**机密。同年1月18日，多里奥特同意成为新组建的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Joint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oard，JRDB）的顾问。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范内瓦·布什（VannevarBush），他是罗斯福总统身边的得力顾问，负责监管曼哈顿项目。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协调陆军和**不断增长的研究项目，以确保消除两者的研究课题之间易造成浪费的重叠部分。不过，在短期内，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为完成国家导弹项目，加强各个军方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与联系。但是，由于内耗严重，陆军和**没能正式建立卫星或导弹项目。
1947年6月，多里奥特辞职退出了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老布什接受了他的辞职请求，但是问多里奥特自己是否还能向他请教问题。直到那时，人们仍然对多里奥特非常敬重。同年2月份，多里奥特被提升为美国陆军预备役军准将。“是我请求上级下达了这个任命，因为我认为，凭借你的特殊背景、对国防事务的敏锐洞察力和出色的分析能力，你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问题的本质，这对美国军方的工作大有裨益。”老布什写道。
3月份，多里奥特被卷入到一桩他一生当中遇到的*不同寻常、*为政治化的战争中，事件的由头就是多里奥特一直梦想建立一个和平年代的**研究机构。对仗双方就这一研究机构应设置在哪里的问题进行了公开化的争夺与对骂，这场闹剧一直持续了四年时间，严重影响了多里奥特和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声誉，甚至差点导致该项目流产。多里奥特把这个他寄予厚望的机构取名为“人类研究所”（TheInstitute ofMan），他早在1942年**所气候研究实验室在马萨诸塞州成立时就提出了这一想法，后来在**次世界大战期间多里奥特一直不停地游说有关部门采纳他的建议。格雷戈里将军很欣赏这个提议，1945年，他建议应当在某地建立一所**实验室。现在，双方争夺的焦点就在于这个实验室应当建在哪里——实验室建在哪里，配套的资金、资源和人们的注意力就会流向哪里。*后这件事演变成了波士顿和费城两个城市之间势均力敌的争夺。
这个项目对波士顿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要，以至于一群波士顿*知名的企业家，包括多里奥特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同事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拉尔夫·弗兰德斯和卡尔·康普顿，都跑去游说政府和多里奥特。“上一个重要性可与之相比的事件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搬离华盛顿选择新的落脚点，”格里斯沃尔德在1945年10月25日给多里奥特的信中写道，“*后的选择也是在费城和波士顿之间。那一次波士顿输了。我们只是不能让波士顿每一次都输。”
格里斯沃尔德和其他名流之所以向多里奥特求助，是因为他们通过小道消息得知美国战争部正在考虑实验室的地点，并指示*终做出的决定要“非常重视多里奥特个人的推荐”。事实证明，他们的游说很成功。多里奥特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波士顿是建立实验室的理想地点，因为在这一地区聚集了多所大学和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实验室。战争部长帕特森在调查后认为波士顿“具备了实验室选址*需要的诸多特征”，因此他推荐波士顿作为*佳选择。
由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莱弗利特·索顿斯托尔（LeverettSaltsonstall）和众议员多数党**约翰·麦考马克（John W.McCormack）领导的第80届国会提出了一项拨款600万美元在波士顿建立实验室的提案。这个消息一经公布，费城的政客们马上便开始发起攻击。1947年7月2日，在众议员**事务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一位名叫文森特·卡洛尔（VincentCarroll）的费城民事法庭法官对多里奥特进行了攻击，暗示“波士顿之所以会被选中，完全是由于你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之间有利害关系所致。”
7个月以后，这场争吵变得更加下流。1948年2月18日，参议院**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在波士顿建立实验室的提案。在听证会上，费城国会议员休·斯科特（HughD.Scott）说波士顿计划应当被贴上“多里奥特计划”的标签，因为它是多里奥特一手促成的。斯科特注意到了多里奥特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之间的关系，他断言多里奥特对波士顿的选择有利益关系之嫌。斯科特说：“多里奥特个人有很强烈的理由希望实验室搬到波士顿。我想这会对多里奥特将军开办的研究公司大有好处。这种‘多里奥特式的操纵做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参议员索顿斯托尔插嘴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建立的目的是为马萨诸塞州赢得更多的税收收入，直流高压发生器该公司与**实验室一点关系也没有。随后做证的多里奥特很反感对方提出的他个人受益的论调。在会议结束后，怒发冲冠的多里奥特拦住了国会议员斯科特，告诉他自己从未用过这么卑劣的手段。国会议员斯科特很有礼貌的听完，然后给多里奥特上了一课，让他彻底明白了华盛顿的政治圈到底有多卑贱和肮脏。
“请不要自己亲自做这样的事，”斯科特回答说，“你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要尽其所能诋毁你的人格，用各种方式折磨你以摧毁你的意志，于是没人会理会你到底说了什么。不要担心——这是标准的法庭辩论模式。你可以问问任何一个费城的律师，他们都会告诉你这只不过是标准程序而已。”
敌人的诽谤中伤终于起作用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已经提出了提案，但是众议院立**没有通过该提案。于是，多里奥特的梦想暂时被政治斗争阻碍住了。
尽管很难具体衡量**实验室这件事对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名声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很明显，这场争吵已经影响到了企业的日常运转。在1948年的上半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一项新投资也没有。直到同年7月份，公司才找到了一家它认为值得支持的新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与洛克菲勒兄弟公司联合投资了一家生产金枪鱼罐头、名叫“小岛罐头公司”（IslandPackers Incorporated）的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小岛罐头公司投资了250000美元，寄希望于1949年夏天这家罐头公司能够利用在斐济岛附近捕捞到的金枪鱼制成罐头后大量销往外地。
10月份，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购买了Cleveland Pneumatic Tool 公司价值为300000美元的债券。当时这家公司是规模*大的生产飞机起落架的企业，投资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占有了该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并按照项目估值提取管理费。这是一种新型的企业培育方式，为研究“物理化学和化学工程领域”的机密项目提供三年的资金支持。面对不断增长的注入新资本的要求，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向被投资企业收取管理费的做法很快就变成了风险投资业内常用的模式。在朝着获得巨额投资利润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如果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能够获得一定的营业利润，那么企业的支持者认为这会给投资者带来“双保险”。
1948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进行的*后一项投资是投资于一家有可能会掀起行业**的公司——莫尼克公司（Ionics,Incorporated）。莫尼克公司这桩投资案充分显现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熊熊野心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的高超技巧。1948年秋天，哈佛化学系博士生沃尔特·朱达（WalterJuda）偶然和一位在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工作的朋友聊天。在闲聊时，朱达告诉这位朋友他与他的同事韦恩·麦克瑞（WayneMcRae）正在研制一种新型的薄膜，能够把海水过滤为适于灌溉和饮水的淡水。这个主意很有趣，于是，那位朋友就把朱达介绍给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技术助理戴维斯·杜威二世。亲眼目睹两人研制的塑料薄膜的实验结果——这种薄膜能把金属离子与非金属离子区分开来，杜威很快就对这个项目产生了浓厚兴趣。“传统的做法是把96.5％的水蒸发掉，剩下3.5％的盐，”朱达说，“而我们的做法是去掉这3.5％的盐，只剩下水。”
杜威把朱达引荐给多里奥特。多里奥特也对这项技术颇感兴趣，但是他想实际调查一下。于是，他给一位在道尔化学公司工作的同事打电话，当时道尔化学公司也正在研究离子交换技术。多里奥特解释了这个新理念以后，他的同事断言这项技术不可能研制成功。两人没有在电话里争辩，多里奥特让朱达把一个塑料薄膜邮寄给道尔化学公司。几天以后，多里奥特收到了同事的回信：“这真是一个大突破。”于是，多里奥特投资了50000美元，莫尼克公司就此诞生。多里奥特、杜威和格里斯沃尔德加入了莫尼克公司的董事会，吉利兰特被任命为公司总裁，朱达任副总裁和技术总监。
到了1948年底，回首这一年的工作情况，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不过它的财务状况还是不太好。在给股东的信中，多里奥特写道：“董事会认为*初制定的目标能够实现，预计公司在1949年能够获得经营利润。”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将成为“向有发展前景的美国企业提供资本支持、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事实上，那一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仍亏损44000美元，由于获得了9 000美元的管理费，因此与1947年相比略有改进。此时公司的资本减少到了120万美元。
不过，几步积极的举措仍然让人们对公司抱有希望。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资产净价值**次出现了增长。而且，其投资的多个企业发展速度开始加快。“当公司组建时，有人就曾说过只有十个项目中有一两个项目是成功的，那么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就做得不错了，”多里奥特在1948年的年报中这样写道，“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实际业绩已经超过了这个平均水平。”
接受投资的直流高压发生器企业当中有一家公司实现了其远大理想，那就是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公司创始人兼总裁威廉·巴布尔（WilliamE. BarbourJr.）称赞正是多里奥特帮助他把握住了企业的*佳成长机遇。“将军向我们这个年轻的科技企业提供两种*需要的东西：热情和正确的评价，”巴布尔说，“和其他人一样，一开始时我有很多想法和长期计划。在几年时间里，我一直纠缠于琐事。此时，幸亏多里奥特刚好及时地拉了我一把。他能让你从昏昏欲睡的状态苏醒过来，重新振作士气，让你盯住企业的五年发展目标。”1948年，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的销售收入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了700000美元，这使得该公司获得了37 000美元的利润。于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宣布它获得了**笔37000美元的资本利得收益——它以每股29.93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同位素示踪物实验室公司1765股的股票。此外，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还获得了100 000美元的资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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