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换人日渐盛行 浙江大批机器人代替操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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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机器换人不仅可以降低劳动成本,而且差错率会大大下降,在中国制造没有完全转变为中国创造时,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将会有助于巩固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给予国内工业一个成长缓冲期。据悉,浙江制造业“机器换人”的步伐也正在加快,走进浙江制造业的车间,我们会发现大批的自动化“机器人”代替操作工,24小时工作着。

3月17日,杭州市萧山区的一家“机器换人”后的化纤企业车间内,一台机器人在车间内运送成品

  浙江大批机器人开始代替操作工 24小时工作着

作为中国的制造业大省,据浙江省经信委的统计,2005-2013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人均劳动报酬年均增15.8%,总量和增幅均居**前列。用工成本的攀升挤压着制造业的利润,结构性用工荒也让企业为难。2013年5月,浙江正式提出“555”推进计划,即在未来5年,通过每年实施5000个项目,投入5000亿资金推进“机器换人”。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通过“机器换人”,浙江省减少普通劳动用工70万人;2014年减少简单劳动为主的操作工人61万人,万元工业增加值用工人数下降8.6%。

2015年以来,一些企业用工需求进一步减少,浙江,这个制造业大省的车间正在逐步走向“无人化”。走进浙江制造业的车间,往日工人们熙熙攘攘、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正悄然变化,许多企业车间内变得安静整洁,只有三三两两的工人,或操作电脑,或检查成品,大批的自动化“机器人”代替操作工,24小时工作着。

杭州的一家机电企业在“机器换人”后,企业的一线工人减少四分之三,人均年产值从以前的60万元提高到如今的250万元

浙江“机器换人”的形式,主要包括部分环节的机器换人、整条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自动化生产线 工业机器人、实现机器设备联网,即“机联网”、实现“厂联网”等。“浙江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就是工业物联网。”机器换人更重要的是保证产品的品质,质量提升会带来更多利润的增长,2013年,浙江全省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2%。

北京市计算机中心总工程师刘昕认为,机器换人不仅可以降低劳动成本,而且差错率会大大下降,在中国制造没有完全转变为中国创造时,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有助于巩固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给予国内工业一个成长缓冲期,以便与其他国家在工业制造领域同台竞技。

  招工难 “机器换人”成为未雨绸缪之举

现如今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开始实行机器人作业?据了解,招工难和招人贵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重要表征。在这一新情况下,“机器换人”成为必要的未雨绸缪之举。

经过“机器换人”后如今某纺织厂只需要1名工人

在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这样一条表述:“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和牛津大学联合发布的报告称,在未来预计有1000万的不熟练工种将会被机器人取代。在2033年之前,全美国45%的工作将会被机器人广泛的取代。

随着80后、90后逐渐登上工作舞台,他们并不乐意充当“重复性劳作”的主力军。招工难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并从东部沿海逐步扩展到内地再到西部,且从*开始的简单体力劳动领域逐步向相对更广的范围扩散。也就是说,新增劳动力实际上是在逐步减少。据统计,2005年-2012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劳动报酬从14847元/年增加到41370元/年,年均增长15.8%,总量和增幅均居**前列。

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工业4.0的快速演进,正在倒逼越来越多的产业加入到自动化大军,进而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崛起提供了丰沃土壤。长城证券预计,中国机器人下游应用格局,有望从此前仅在**应用的“T”型模式转换为中端客户庞大的“O”型模式。在整个产业下游扩围的带动下,中国智能装备产业的市场空间有望扩大。

  “机器换人”具两面性 需用新思路解决问题

如果说“机器换人”是近年来严重困扰企业的“用工荒”、“用工贵”带来的产业变革,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一条必行之路的话,那么,“机器换人”也具有一个硬币的两面性,鼓励制造业企业更多地使用机器人,以替代薪酬越来越高的人工,以减少劳动力人数、降低劳动成本,让不少企业尝到了“机器红利”甜头的同时,企业“机器换人”也遇到了瓶颈:一边是宏观经济活动走势不清,风险因素层出不穷,让企业家担心经济硬着陆,因此,直接影响了企业家的预期,他们投资的信心受到影响。一边是某些企业家有心规模化地更新设备,换装机器人,但由于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成本过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等特征,让企业家左顾右盼、有心无力。

3月17日,在杭州一家生产汽车发动机的工厂车间内,一位工人操作电脑,控制几台大型机器人工作。

机器人作为当代工业**的一个显著代表,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的投入**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处于工业链条上端的大中企业而言还能承受。但对于相对实力较弱的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因为涉及大笔流动资金被占用,因此,推行“机器换人”的地区,企业对政府激励政策的期望值颇高,包括政策的针对性、补贴额度等。从政策体系来看,各城市都不缺乏“真金白银”的财政奖励政策,不过,从财政政策的杠杆效果来判断,获得财政奖励的企业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中小企业都与奖励无缘。这就需要政府在推出“机器换人”激励政策时,必须用新思路解决新问题,对此,在江苏昆山市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实践,把财政资金作为激励融资租赁资本,作为引导资金、奖励资金、融资租赁活动的投保资金,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机器换人”的目标。

从欧美国家和日韩经验来看,“机器换人”之所以能够较普及地投入使用,是因为融资租赁这一资本运作帮了政府和企业的大忙。企业不可能在生产线上大规模地引入机器人,而政府激励资金相当有限,而把融资租赁视为“机器换人”的标准配置,先解决了企业的融资难,再解决了企业对“机器换人”的更新换代的主动权,从长期来看,企业的“机器换人”也不可能是一次性能够完成和实现的,今后,还会面临着更新和升级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融资租赁确保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让更多的中小企业都能够享受到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阳光雨露”,这等于扩大“机器换人”的面,确保了财政资金杠杆化的效果高于奖励企业的效果。

《工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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